这样的立法是能够说服人的，是有科学性、正当性的，因为它有一些判断标准，体现一些特定价值。

既然作为众所公认的事实，所以这些判决构成了对该法院在今后裁判中具有约束力的判例法,它们就不可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而必须具有基本的连贯性或有机性。不仅媒体有义务传输，公众也有权利获得。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是违反第10条 [17] GLASENAPP v. FRG Judgment, 28/08/1986,A104; KOSIEK v. FRG Judgment, 28/08/1986,A105.这两个案件涉及的是，前联邦德国当局拒绝任用GLASENAPP女士和KOSIEK先生为教师——该职位在德国的州教育系统中具有永久文官的地位，理由是因为他们分别支持极端的左翼和右翼政党，缺乏对德国自由民主的宪法体制的强制性忠诚。但是，什么是司法（judiciary）？什么是司法的权威（authority of judiciary）和公正无偏？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是否意味着法院审理程序的封闭式运作？在这些方面有一系列相关案例，其中最早也最著名的是The Sunday Times案。即使签约国这样做了，在涉及其行为是否与它所承担的公约责任协调方面仍然要受法院的控制。这里，我要特别感谢Lisa Stearn女士的周密安排和热情帮助，作为项目主持人，我想没有比她更能干的了。在Handyside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不管谁行使表达自由，都承担有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其范围取决于他的境况和他所使用的技术手段。

二是将原则立场运用于具体个案事实所做的具体审查和判断。此外，我还要感谢周勇教授、玛丽娅博士，以及中国法治项目的挪威友人白女士、熊女士和马耿先生的帮助，感谢人权研究所的所有同仁，以及欧洲人权委员会有关工作人员，他们给我短暂的访问留下了永久难忘的记忆。"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正式发布，将这项改革措施推向了前台，提上了人民法院的改革议事日程。

日本的制定法并没有有关安乐死的规定，而法院的判例逐渐认可了安乐死，并形成了日本安乐死判例法。二战以后，日本受美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开始借鉴判例法，并采纳了遵循先例的原则。也就是说，法官更要善于发现隐含在规则背后的内容，即所谓的"隐含的法律"。[2]5在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实际上具有严格的拘束力。

这正是发挥了传律或司法判决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作用，同时也发挥了通过司法判决实现改造不合理制度和规定的作用和功能。政策法往往采取口号式、公告式、标语式、宣言式、纲领式的语言，其法律规范结构，特别是行为模式和行为后果部分，往往残缺不全。

""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三、世界两大法系逐渐融合的发展趋势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法系。与国外法官相较，我国的法官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日本学者兼子一曾指出："大陆法乃是成文法国家，对各个裁判中所表示的法理，并非直接且当然具有拘束力，然而关于制定法的解释、适用，或关于制定法规定的疏漏之处，如有相同意见的裁判通过重复作成的裁判形成的规则，自然具有了补充制定法内容的功能，且具有法源性。

在法国行政法中，判例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的规定，法国判例发展了事故法。在罗马法时代，《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曾经使罗马私法体系化，并对后来大陆法的法典编纂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本案中，法官通过精巧的法理论证，既规避了法条的缺陷，又维护了法律的原则，同时，在个案中实现了法的正义，这可看成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事实上，司法裁判是否说理以及说理是否充分是文明司法与专断司法、现代司法与传统司法的分水岭。虽然判例法仍然是法律渊源的核心，但制定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实现同案同判、法制统一的目标，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在事实认定方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为法官在证据采信以及特殊条件下的证据调查方面的自由取舍的权力。

针对我国政策法的缺陷，无论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弥补，结果造成了"欲简愈繁"的现象。制定法的创制是复杂的知识创造活动，往往需要经过提出法案、审议法案、表决法案、公布法案等复杂的程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是因法律存在缺陷来拒绝裁判还是积极创造规则来解决纠纷，是以追求法律的价值为天职还是以僵守残缺的法律为目标，则成为考验法官智慧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制定法国家里，制定法典无论多么完美与精致，也难以穷尽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也是法律规则，但是这些规则要比制定法所确定的规则更注重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只能通过创造性的判例去总结一些特别规则，先在部分特殊领域确立一些处理原则，然后将这些规则揉和到一起，使之具有普遍约束力。

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无限而复杂的社会是无法被有限和确定的法律所穷尽的。在中国，案例指导制度之所以可以成为统一司法尺度的最佳方案，是因为案例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适用的广泛性。

这样，既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也可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和法制的统一。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任何一次判决都可能成为下次相似案件裁判的依据，这就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能切实体会到精益求精对待每一个案件的内在压力。

于是乎，法国私法的许多领域不知不觉地已不复表现为成文法，而是变成了判例法。可以说，立法的粗疏导致了众多的"实施细则"等补充解释的产生，造成了不必要的庞杂、重复、矛盾，特别是有些司法解释已超出了法律本身规定的范围，把司法机关推上了形式上无权立法、实际上又不得不造法的境地。

政策法的许多内容与法律原则十分相似，在实施过程中往往需要相关细则予以补充和完善。诚如梅因所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面前，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他们之间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二是继续维持原规定，那就等着吃官司，而且等着铁定败诉，因为前一判决已经对此类行为作出了法律判断。结语：为什么称"案例指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一2008）》第31项，提出的是"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

大陆法系法典化运动的重要原因则是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我们实行的案例指导制度，是以制定法为主，案例指导为辅，在不影响制定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前提下，借鉴判例法的一些具体做法。

政策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是对我国现有法律特征的基本概括。更有甚者，在证据采信方面，有的裁判文书，只是笼而统之地写明"不予采信"，而对于不予采信的理由以及证据之间、证据与法律适用之间的关系根本不予交待。

"同样情况同样处理"是对公正的最原始、最基本、最重要的诊释。2004年，李长城因家乐福超市以此提示为由拒开发票，诉请法院判令家乐福公司撤销小票上关于"如需发票，请在一个月内力、理"格式条款的案件，经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李长城要求家乐福公司开具发票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判决家乐福公司为李长城开具发票，同时判定，购物小票上的规定，不是双方在买卖交易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此内容对双方均不具有约束力。

目前，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法律漏洞大面积存在，或表现为制度的整体性欠缺，或表现为制度的要素性欠缺。在以制定法为特色的现代中国法律制度中，在司法审判工作中要引人带有判例法色彩的中国式的"案例指导制度"，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该案的处理充分说呀了我国现行法律给司法人员留下的自由裁量的空间是相当大的。这样做对人民法院来讲，意味着判决效力的延伸，改变以前那种判决效力有限发挥的状况。

（二）"政策法"的缺陷 "政策法"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是指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下所制定的过于原则、抽象、笼统、模糊、简略，具有政策的若干特征的法律。而制定法则是系统的法律，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清晰易懂。

只有高度的抽象，法律才能涵盖更为宽广的社会关系。目前，美国的判例已经建立起医生对患者、雇主对雇员、学校对学生等等众多的义务规则，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时通常以是否违反这些规则来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过失，进而判定其是否承担过失责任。

判例法是渐变的法律，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变革能够保障法律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制定法则是突变的法律，一跳而就的变革往往损坏了法律成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突变期间的法律中断事实上已经束缚了法律的发展。发挥司法功能，积极解决纠纷。